作为和白话文一起成长的过来人，季羡林先生在这里对文学艺术，尤其是对新诗，说出这样的话着实令我震惊。季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大学问家，几乎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硕果仅存的泰斗级人物。他“个人的看法”也会一呼百应，产生巨大影响。很快就有刘仰先生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撰文表达“遇到知音的兴奋”，“赞同季羡林先生的看法”，认为“中国现代诗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，确实证明是一个失败”，是走上了“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”，是“走进死胡同”，并断言：“此路不通”。

    要中国新诗掉头往回走？回到“五四”之前，回到胡适的“新诗革命”甚至黄遵宪、梁启超的“诗界革命”之前，回到“格律”和“韵脚”中去？季羡林先生似乎就是个意思，他说：“纯诗主张废弃韵律，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，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，只是不必叫诗”。很显然，在季先生眼里，不讲“韵律”的现代汉语诗歌压根就不是诗歌。换句话说，所谓的“自由诗”该收场了，今天的诗人还想以诗的名义混事，就只有摹写唐诗宋词了。

    我为什么说是“摹写”？启功先生有评说：“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，唐人诗是嚷出来的，宋人诗是想出来的，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”。宋以后就只剩下一个“仿”字了，我们岂能例外？依我看，倒退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！

    不错，我们的古典诗歌举世无双，灿烂辉煌。春江花月，旷心怡神；大漠孤烟，荡气回肠。但它是建立在我们古老民族悠久农业文明基础上的。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。进入二十世纪以来，中国社会天翻地覆。“星星已不是那颗星星，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”，失去了生存的土壤，古典诗歌被现代新诗所取代就是历史的必然。如谢冕先生所言：“新诗的出现及其试验的成功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胜利写下了决定性的最后一笔。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二十世纪的文化变革留给中国许多记忆，而新诗的从无到有的轰轰烈烈的行进，却是最激动人心的、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件”。

    其实从安徽人胡适写出第一首新诗到今天不过九十年。作为一个人是老了，但作为一门语言艺术，实在是太年轻了。发育不良、遇到诸多成长的烦恼，走过弯路，犯过错误，到如今也还不够成熟，令人失望，甚至面临空前的冷遇和被“恶搞”的尴尬。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它已经“失败”，更不能走回头路。至于刘仰先生所谓的“新格律”，闻一多、林庚等人当年就实验过，“带着镣铐跳舞”，并没取得积极的成果。

    我不否认新诗的发端来源于对西方诗歌的翻译，也不否认诗歌的翻译是艰难的，是不能信任的。甚至同意刘仰先生所说的：“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身不同的特点，当我们通过翻译诗歌学习现代诗的时候，语言自身的魅力几乎荡然无存”。但我们必须看到，不同语言的相互翻译一直在自觉而有效地进行着，诗歌也不例外。好的翻译罕见但的确存在，且已经构成不同语言沟通与交流的桥梁。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但从来不是决定性的。而且这种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，在今天最好的汉语诗人那里，已与东方传统有机地融为一体。

    杨义巢 Wed, 19 Dec 2007 15:46:14 +0800 据11月14日成都商报报道：“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已向市政府法制办和市人大法工委报送了《关于对我市大熊猫保护及其相关产业进行立法建议的报告》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成都将有望成为全球首个专门为大熊猫立法的城市。今后再有谁恶搞大熊猫，我们会理直气壮地说———对不起，你违法了......关于立法的意义，一位大熊猫保护专家认为，大熊猫是成都的名片，如何规范文化产业利用大熊猫形象的问题，现在没有法律依据可循，容易出现乱用、滥用的情况，如果仅靠道德约束，力度很有限。”)

   熊猫要实行“一夫一妻制”了，它故乡的人民政府对此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。如果你理智正常，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“天方夜谭”。但现在不是真事，谁敢保证日后就不会发生？在我们这块古老而又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，总有一些“驴唇不对马嘴”的情况出现，让我们啼笑皆非。

    近日，行为艺术家赵半狄搞了场“熊猫时装秀”，让芙蓉姐姐、杨二车娜姆等网络明星披挂上场，对二奶、小姐、贪官等社会角色进行了颇具喜剧效果和讽刺意味的“恶搞”。结果被部分专家和有关政府部门认为是对熊猫的“恶搞”，并惊动了立法机构，准备出台相关法律予以禁止。不敢相信，但却是事实。

    这首先当然是赵半狄先生的成功，他在设计这个“行为艺术”时肯定没想到会有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出来这么为他“捧场”。一个行为艺术成功与否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吸引的眼球和诱发的反响。从这一点上说，此次行为的艺术效果比赵先生预想的还要好。我们应该向艺术家表示祝贺，同时为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社会如此缺乏幽默感而悲哀。

    一场以熊猫命名的时装秀就构成了对熊猫的“恶搞”？有人愿意把自己叫做“熊猫人”就是对熊猫的侮辱吗？连“熊猫眼”也不能说了？

    前几天我跟朋友们说过这样的话：猩猩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指着其中某一个说“你看你，长的跟人似的，真丑！”。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动物有动物的眼睛，我们不能把人类的美丑标准强加给它们。我们一直有拿动物说事的嗜好，比如什么“龙飞凤舞”“气吞万里如虎”，什么“狗眼看人低”，什么“金凤凰”“丑小鸭”等等。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一面之词，与说到的那些动物无关。它们会因为被人类“抬举”而自豪或者被“贬低”而沮丧吗？

    自人类把自己定义为“高级动物”，主宰这个世界以来，对其它动物不外乎是屠杀、食用、驾驭和把玩。即使被某一种族当成图腾膜拜，在另外的人间仍逃避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。古今中外，人类的餐桌上总是摆满了动物的尸骨。

    人分三六九等，在人类眼里，动物也有高低贵贱。且不是以对人类的贡献大小来衡量的。汉民族千百年来以农耕为生，与耕牛相依为命，但至今，牛也不在我们“保护”范畴内。我们以吃猪肉为主，但对猪从没“好言好语”过。

    我们只“保护”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，这本身没什么错。我们把稀少又憨态可掬的熊猫当成“国宝”也没什么不可以，但不该因此就把它抬到必须避讳的位置。在祖宗、圣人都可以拿来“戏说”、拿来“恶搞”的今天，专门立法来规定对熊猫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，这戏也太过了吧？众所周知，我国目前的法律还很不健全，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，都还无法可依。再说，熊猫再珍贵，也只是一种动物,而已。

    人类的归人类，熊猫的归熊猫。一场“熊猫时装秀”，与一场“雄师时装秀”、“孔雀时装秀”，或者“狐狸时装秀”，没什么质的区别。我们可能更喜欢熊猫一些，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它们从动物中隔离开来，甚至有一天把人类文明的婚姻制度也包括到它们身上吧？